□黄利燕

　　在父亲失去右眼后的第七个夜晚，我第三次翻开海伦·凯勒的《假如给我三天光明》。窗外的海口湾浪声像粗砂纸，一下一下打磨着月色。包裹着纱布的父亲坐在藤椅里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膝盖——那是他此刻唯一能确认“自己仍在原地”的方式。

　　在《假如给我三天光明》里，第一天，海伦要看“人”。她把黎明献给老师、朋友、陌生人，因为“面孔是灵魂最诚实的门”。父亲手术那夜，我守在走廊的长椅上，听护士低声报血压、心率，数字像冰碴子落进水里。我忽然明白：当视觉退场，人与人只剩声音、温度、指尖的力度。我开始给父亲读报，读到我写的市井故事：卖清补凉的大姐、捡废品的阿公、台风天仍坚持出海的渔民……父亲听得入神，最后说：“闺女，你写的不是字，是心跳。”那一刻，我成了他的“眼睛”，他成了我的“镜子”——我们在黑暗里互相照见彼此的灵魂。

　　第二天，海伦走向自然。她要看“秋叶精致的脉络”“舞台灯光下的泪”，因为“美是时间的裂缝”。父亲出院那天，我推着他穿过大英山老巷。六月的凤凰花烧得通红，他伸手，指尖掠过发烫的空气，说：“我闻到红色。”我蹲下来，让他摸粗糙的树皮、带余温的青石板、被阳光晒得发软的芒果。他像孩子一样笑道：“原来颜色是有温度的。”我忽然懂了：海伦要看的不是风景，而是“被看见”本身——当你用指尖、用鼻尖、用耳朵去“看”，世界会回赠你更辽阔的细节。那天晚上，我把阳台的茉莉搬到他床头。我深夜写稿，听见他摸索着浇水，轻声说：“它在长。”三个字，像黑暗里开出的最亮的花。

　　第三天，海伦去看城市。她要在地铁读报人、十字路口奔跑的孩子、霓虹灯下拥吻的情侣里，寻找“时间的形状”。父亲失明后，对他而言，时间成了无界的深渊。他问几点，我答“下午三点”，他却茫然追问：“是太阳刚升起的三点，还是月亮要来的三点？”于是，我开始陪他“数”时间：清晨六点，阳光从指尖爬上眉梢；正午十二点，蝉鸣像一把锯子来回拉扯；傍晚七点，邻居家油烟机的轰鸣是收工的号角。我把每一天切成二十四格，像电影胶片一格一格放给他“看”。父亲渐渐学会用声音、用气味、用温度去“看”时间，而我学会用时间去看他——看他白发里藏着的旧时光，看他皱纹里蜿蜒的岁月，看他坐在藤椅里，像一座被夕阳镀金的孤岛。

　　父亲生日那天，我送他一支录音笔。他摸索着按下红色按键，对着空气说：“今天是2025年8月26日，晴，茉莉开了第七朵。”声音有点抖，却像一粒火种，落在纸上。我忽然想起海伦在书的结尾写道：“假如给我三天光明，我将用它们证明：黑暗无法吞噬一颗燃烧的心。”我把父亲的第一段录音剪进手机铃声。每次电话响起，我都能在嘈杂街头听见他沙哑的报时：“茉莉开了第七朵。”那一刻，我仿佛看见他坐在藤椅里，指尖沾着泥土，脸上落着斑驳的光影——那光影穿过十年前的图书馆、穿过医院的深夜、穿过海口湾的潮汐，最终落在我翻开的书页上。

　　《假如给我三天光明》从来不是一本关于盲人的书，而是关于“看见”的书：看见被自卑遮蔽的尊严，看见被日常掩埋的奇迹，看见被时间冲淡的深情。它教会我：真正的光明不是上帝额外赐予海伦的三天，而是她决定用一生去点燃的火炬；真正的黑暗也不是父亲眼前的纱布，而是我们拒绝把火炬传下去的瞬间。我忽然意识到：我们其实都在黑暗里，只是有人蒙住了眼，有人蒙住了心。

　　此刻，我在键盘上敲下文字，父亲在隔壁房间按下录音笔：“茉莉开了第八朵。”我知道，这束火把已经穿过纸页，穿过病房，穿过台风与黑夜，稳稳地落在我们的掌心。它不必照亮整个世界，只需照亮我们愿意凝视的那一寸——那一寸里，有父亲的手，有我的眼，有无数被忽略、被浪费却终将闪闪发亮的日常。